参见前注[51]，李鹏书，第560页。

在第四部分，本文将着重分析立法相对于宪法修改及宪法解释所具有的制度优势和竞争力。[76]但是，无论在现行宪法制定之前还是实施之后，上述制度事实上都存在并运行着，只不过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未被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上去。

立法之所以成为主流的发展方式，是由现实的制度需求、其他发展方式受限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制度优势综合作用的结果。[94]参见《民事诉讼法》（试行）第21条至第31条。[99]这些管辖权协调规则的确立至少使得相对垂直的司法系统内部不同地区法院之间在案件受理、管辖方面有章可循，也有助于地方法院突破潜在的地区壁垒，其实质是通过调动司法系统纵向的动员协调能力解决横向意义上的体制障碍。[139]前注[117]，韩大元文。[147]例如，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将齐玉苓案的批复予以废止。

因此，其一方面并未明确否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上述功能设置，另一方面也未能明确地结合《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功能做必要的扩充调整和明确的宣示。[69]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2000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财政包干制的财政分权模式充分调动和加强了地方吸取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和能力，使地方财政在总体上出现稳定增长的势头。

[92]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在地域管辖一节中较为系统地规定了不同地方法院之间管辖民事案件的细则。地方收入大于支出的，多余部分按比例上缴中央，不足者以调剂收入弥补，调剂之后仍不能补足者，由中央按差额给予定额补助。二、初始定位：未完待续的宪法及三种平行的完善宪法的程序立法背景资料表明，宪法修改委员会及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将现行宪法定位为一部未完待续的宪法，允许其与时俱进。他首先认为，不能将宪法解释权理解为与宪法修改权同质的权力，因为两者在程序上对民意的要求相去甚远。

该原则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应当遵循的最重要的准则。[133]许崇德：我国宪法与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法制讲座第一讲讲稿，《人大工作通讯》1998年第16期。

[52]参见《李鹏委员长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99年3月15日）。[114]在其他缺乏明确授权的场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自主地通过立法发展宪法是高度存疑的。 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一些立法完全填补了宪法文本所留下的制度空白，丰富了宪法性制度的外延。

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对属于地方性事务…的事项进行立法。[6]也有学者将其成为宪法委托。因此，有学者总结道，每个主要国家的宪法文本都明确规定了修正案程序。[53]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认为这种监督模式实际上使人大常委会代行审判权，因此不符合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的职权分工[54]。

[68]有学者曾对宪法文本中法律的含义做过比较系统的解读。[119]关于修改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涉及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转引自同上，第82页。

协商解决不了的，报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131]《乔石委员长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很显然，当时的立法者并未给予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权力。[127]参见李晓光、朱晓青：修宪应当缓行，《人大研究》2003年第5期。但该法是1999年才制定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不少学者将一些重要的法律称为宪法性法律、准宪法、或者小宪法。从近乎闭关锁国到践行改革开放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社会转型必然要求国家通过法律制度的重新构建予以及时的回应和支持。在研判审判活动独立性程度时，这些事实也是应当被考虑进去的。

[40]如第67条第（六）向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权力。2007年，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该法修订草案曾经删去了上述规定。

他认为上述争议出现在《海洋环境保护法》立法过程中。（二）其他宪法发展方式受到限制如前文所述，宪法文本已为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预留了三种基本程序途径—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立法授权。

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147]例如，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将齐玉苓案的批复予以废止。

[4]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115]《宪法》第5条第三款。尽管第41条是基本权利条款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行政诉讼制度的权利保障功能，但《行政诉讼法》还是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30]作为其首要的立法目的。[78]为了解决财政包干制产生的问题、增强中央政府汲取财政能力，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于1993年决定进行分税制改革。

该法对地方立法的行政许可设定权设置了两个方面重要限制。再次，与消极的、一事一议式的宪法解释或违宪审查制度相比，积极的、体系性的立法更容易赢得共识且制度构建的效率也更高。

这表明，全国人大立法的民意基础与宪法修正案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事实上，宪法变迁中的制度竞争现象并非我国所独有。

首先，为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强调行政机关对其承担一种消极义务—即不得干涉审判活动。[92]参见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21条。

事实上，与宪法修改及解释相比，立法也具备几个方面的制度优势。因此，这一分权模式的实质及其实施效果明显带有强化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色彩。例如，在财政权和立法权的分配上宪法文本就保持了不应有的沉默。对于那些更为宏观、影响广泛的社会转型和变迁而言，宪法层面上回应也是不可避免的。

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但是，上述原则并未出现在此后的三部宪法文本中。

与宪法修正案相比，除重大立法决策之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般无须执政党的前期深度介入而能够独立地确保对其自身立法的主导权。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宪法修改，还是宪法解释都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制度变迁功能。

[77]这其中包含了非常明显的分权色彩。此外，一些学者对于现行宪法修改的频次以及受执政党主导的政策性修宪模式等修宪实践也一直表示质疑，并要求执政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节制且规范地开展修宪。